第525章 紫微（下）
鲸油冰翠灯下，老榜眼的身影显得格外耀眼。
逯鹏不愿意因女婿而成事，他又何尝愿意因孙女而得名。在迟暮之前，总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情，留下一些痕迹。让后人提起来逯鲁曾这三个字，不是那个“背主二臣”，也不是那个纸上谈兵所向披靡，一上战场就手足无措的前朝榜眼。
古语云，人有三立。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立德，逯鲁曾知道自己就不用想了。儒家讲究“忠”，而他先‘以身事虏而不能自省’，后又‘畏死而降’，无论怎么涂抹，都高大不起来。
立功，对于禄家来说，却未必是一件好事。眼下禄家无论在朝堂，还是在军队之中，权力都已经足够庞大。庞大到根基已经无法支撑，再试图获取更多的话，很容易就物极必反。
所以唯一的选择，只剩下了立言。虽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却最方便现在就开始着手开始干。
此举既不威胁到朱重九身上日益增长的帝王权威，又能让禄氏子孙永远享受遗泽。并且在眼下朱重九的“平等宣言”被儒生们群起而攻之的时候，也最容易大放异彩。
在四书五经里浸淫了一辈子的逯鲁曾深知，儒家是一门最强大的学问，同时也是一门最孱弱的学问。说其强大，是因为在诸子百家中，唯独他传承了一千八百余年依旧不朽，并且每隔几百年就有一个大贤出来，将其向上再推进一大步。
说其弱，则是因为有史以来，刀柄从没掌握在儒生手里。他们必须依靠着握刀者才能一展心中所学。从前秦之王猛，到蒙元之许衡，都是如此，虽然按照眼下淮扬最为暴戾的观点，王、许之流，都该于秦桧同列。但做为儒林名士，逯鲁曾却非常理解王、许两人当时的选择。
他们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勇气与上位者碰撞。无论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，还是为了整个儒门道统，他们都不敢去碰撞。虽然《孟子》里分明写着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！”但这种碰撞的结果却是谁也承受不起。
焚书坑儒，史书里不过是四个字。对整个儒林来说，却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噩梦。所以，每逢改朝换代，甚至异族入主，儒林中选择为国殉难者固然车载斗量。到最后，肯定有一批人会站出来，主动接受新朝廷抛出的嗟来之食，哪怕几年前还大骂过对方是满身腥膻的“化外蛮夷”。
不是他们不要脸，而是他们必须生存，必须延续。只有与握刀者妥协，才能入世。只有按照握刀者的要求做出改变，他们才能将往圣之绝学传承下去，找到机会再次发扬光大。
如今，又到儒家做出选择和改变的时候了。逯鲁曾佩服那些真正准备殉道者，但同时也确信，只要朱重九能一统天下，这场碰撞的结果，就必然是儒林自己选择屈服。而屈服后的儒林，短时间内，必将极度势微。所以，还不如从现在起，就去主动去求变，积极去适应。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！”，张横渠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，但张横渠终其一生，也没机会实现他的目标。如今，这个机会对禄家却伸手可及，试问，禄家父子凭什么不牢牢把握？
大乱之后，便是大治。从眼下淮扬徐宿日渐繁荣的实情上看，将来朱重九若是得了天下，不敢说一定就能建立太平盛世，至少其在位期间，民生不会比贞观之治差得太多。平等之道，本身就已经侧重于生民，所以以平等为基石的新儒，自然可为生民立命。至于为天地立心与继往圣之绝学，这里边讲究可就多了。圣人和亚圣，虽然强调礼，却更注重于仁。认可“人人都可以为尧舜”。到了荀圣和董圣之后，礼才日渐跃居于仁之上。
老榜眼学富五车，所以当他想从古圣先贤之言推导出任何结论，都可以轻松从往日的知识积累中找到支撑点。老榜眼同时又深通权力斗争和学术斗争之妙，所以当他想达到某钟目的时，谋划起来肯定是准确且步骤分明。
那一晚，父子两个谈至鸡鸣，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各自睡去。父子两个都有一种预感，此事需要绝对做充足准备，自己即将明着或者暗地里做的事情，很有可能在儒林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。但当风暴真的来临后，父子两个才豁然发现，他们的引发得岂止是一场风暴？分明是天崩地裂。
蹶石之风，起于萍末。
就在淮扬大总管府宣布在紫金山建立一座观星台后不久，在儒林内颇有影响的《春秋正义》上，忽然于最不起眼的第六版角落里，刊发了一篇名为《原礼》的短文。总计加起来只有七八百字，并且在开篇当中，还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朱子的名言，“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舆之仁义礼智之性也。然其气质之禀，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。使之治之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，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，所由设也.....”
乍看之下，这无疑又是射向朱屠户及其《平等宣言》的一支利箭，然而，在此文的后半段，却悄悄地拐了个小弯儿，从《大学章句序》绕向了《中庸章句》。同样，又大段地引用了朱子的原话，“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，彼我之间各得分原，则上下四方均齐方正，而天下平矣”。
这两段看似风马牛各不相及，但接下来，文章就开始质疑：朱子后半段话，为什么看起来彼此矛盾？前面说的分明是人和人之间有很大差别，所以必须各司其职，各守其序。后面的话，为何又要上下四方均齐方正？
莫非朱子早就认为，人和人之间除了秩序之外，还存在着平等么？那秩序和平等二者之间，又是什么关系？
如果二者彼此水火不能同炉的话，为何圣人也曾经亲口说过，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亚圣也掷地有声地言明，“人皆可以为舜尧？”
文章的末尾，执笔者则试探着提出疑问，夫礼者，术也。仁者，道也。夫礼之所施，乃令大道能行。若大道不行，则弃礼而求道，可乎？！
逯鹏不愿意因女婿而成事，他又何尝愿意因孙女而得名。在迟暮之前，总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事情，留下一些痕迹。让后人提起来逯鲁曾这三个字，不是那个“背主二臣”，也不是那个纸上谈兵所向披靡，一上战场就手足无措的前朝榜眼。
古语云，人有三立。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立德，逯鲁曾知道自己就不用想了。儒家讲究“忠”，而他先‘以身事虏而不能自省’，后又‘畏死而降’，无论怎么涂抹，都高大不起来。
立功，对于禄家来说，却未必是一件好事。眼下禄家无论在朝堂，还是在军队之中，权力都已经足够庞大。庞大到根基已经无法支撑，再试图获取更多的话，很容易就物极必反。
所以唯一的选择，只剩下了立言。虽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却最方便现在就开始着手开始干。
此举既不威胁到朱重九身上日益增长的帝王权威，又能让禄氏子孙永远享受遗泽。并且在眼下朱重九的“平等宣言”被儒生们群起而攻之的时候，也最容易大放异彩。
在四书五经里浸淫了一辈子的逯鲁曾深知，儒家是一门最强大的学问，同时也是一门最孱弱的学问。说其强大，是因为在诸子百家中，唯独他传承了一千八百余年依旧不朽，并且每隔几百年就有一个大贤出来，将其向上再推进一大步。
说其弱，则是因为有史以来，刀柄从没掌握在儒生手里。他们必须依靠着握刀者才能一展心中所学。从前秦之王猛，到蒙元之许衡，都是如此，虽然按照眼下淮扬最为暴戾的观点，王、许之流，都该于秦桧同列。但做为儒林名士，逯鲁曾却非常理解王、许两人当时的选择。
他们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勇气与上位者碰撞。无论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，还是为了整个儒门道统，他们都不敢去碰撞。虽然《孟子》里分明写着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！”但这种碰撞的结果却是谁也承受不起。
焚书坑儒，史书里不过是四个字。对整个儒林来说，却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噩梦。所以，每逢改朝换代，甚至异族入主，儒林中选择为国殉难者固然车载斗量。到最后，肯定有一批人会站出来，主动接受新朝廷抛出的嗟来之食，哪怕几年前还大骂过对方是满身腥膻的“化外蛮夷”。
不是他们不要脸，而是他们必须生存，必须延续。只有与握刀者妥协，才能入世。只有按照握刀者的要求做出改变，他们才能将往圣之绝学传承下去，找到机会再次发扬光大。
如今，又到儒家做出选择和改变的时候了。逯鲁曾佩服那些真正准备殉道者，但同时也确信，只要朱重九能一统天下，这场碰撞的结果，就必然是儒林自己选择屈服。而屈服后的儒林，短时间内，必将极度势微。所以，还不如从现在起，就去主动去求变，积极去适应。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！”，张横渠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，但张横渠终其一生，也没机会实现他的目标。如今，这个机会对禄家却伸手可及，试问，禄家父子凭什么不牢牢把握？
大乱之后，便是大治。从眼下淮扬徐宿日渐繁荣的实情上看，将来朱重九若是得了天下，不敢说一定就能建立太平盛世，至少其在位期间，民生不会比贞观之治差得太多。平等之道，本身就已经侧重于生民，所以以平等为基石的新儒，自然可为生民立命。至于为天地立心与继往圣之绝学，这里边讲究可就多了。圣人和亚圣，虽然强调礼，却更注重于仁。认可“人人都可以为尧舜”。到了荀圣和董圣之后，礼才日渐跃居于仁之上。
老榜眼学富五车，所以当他想从古圣先贤之言推导出任何结论，都可以轻松从往日的知识积累中找到支撑点。老榜眼同时又深通权力斗争和学术斗争之妙，所以当他想达到某钟目的时，谋划起来肯定是准确且步骤分明。
那一晚，父子两个谈至鸡鸣，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各自睡去。父子两个都有一种预感，此事需要绝对做充足准备，自己即将明着或者暗地里做的事情，很有可能在儒林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。但当风暴真的来临后，父子两个才豁然发现，他们的引发得岂止是一场风暴？分明是天崩地裂。
蹶石之风，起于萍末。
就在淮扬大总管府宣布在紫金山建立一座观星台后不久，在儒林内颇有影响的《春秋正义》上，忽然于最不起眼的第六版角落里，刊发了一篇名为《原礼》的短文。总计加起来只有七八百字，并且在开篇当中，还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朱子的名言，“盖自天降生民，则既莫不舆之仁义礼智之性也。然其气质之禀，或不能齐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也。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。使之治之而教之，以复其性。此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，所以继天立极，而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，所由设也.....”
乍看之下，这无疑又是射向朱屠户及其《平等宣言》的一支利箭，然而，在此文的后半段，却悄悄地拐了个小弯儿，从《大学章句序》绕向了《中庸章句》。同样，又大段地引用了朱子的原话，“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，彼我之间各得分原，则上下四方均齐方正，而天下平矣”。
这两段看似风马牛各不相及，但接下来，文章就开始质疑：朱子后半段话，为什么看起来彼此矛盾？前面说的分明是人和人之间有很大差别，所以必须各司其职，各守其序。后面的话，为何又要上下四方均齐方正？
莫非朱子早就认为，人和人之间除了秩序之外，还存在着平等么？那秩序和平等二者之间，又是什么关系？
如果二者彼此水火不能同炉的话，为何圣人也曾经亲口说过，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亚圣也掷地有声地言明，“人皆可以为舜尧？”
文章的末尾，执笔者则试探着提出疑问，夫礼者，术也。仁者，道也。夫礼之所施，乃令大道能行。若大道不行，则弃礼而求道，可乎？！